[原載南方文物周刊]雖然裘小龍筆下那個迷倒許多西方讀者的中國探長陳超跟裘本人有不少相似之處，但是從外形來看，裘小龍身上可沒有懸疑小說主人公的神秘气質，据說年輕的時候還是非常高產的詩人，直到現在也未能忘情于詩歌，這一點，也不太看得出來。
倒是華盛頓大學中國文學教授這一身份，跟他的外形最為契合：戴眼鏡，笑容坦白而且愉快，穿菜苔色細格紋休閑西服，身材高大但微微駝背，估計是長期伏案的后遺症，典型的謙和勤奮的中國知識分子。
裘小龍的太太抱怨他，“你不是寫詩的嗎？怎么一點都不浪漫？”𠗫
果然，叫他回憶与太太的戀愛故事，抓半天頭發，只想起來一句：“我們不是經別人介紹認識的。”
在國外，美國朋友問過他同樣的問題，也是問不出結果。倒是當時剛剛開始學英語的太太想了想，算是自由戀愛吧，于是說：我們是“Free love（免費的愛）”，害老外思謀了半天。
裘小龍自己承認，雖然是詩人，但是毫無浪漫气質，算是個“嚴謹”的詩人。
詩人也有嚴謹的嗎？
“有的，比如我的老師卞之琳。”
“病休青年”狂學英語
裘小龍是著名詩人卞之琳的關門弟子，當時，只讀了半年大學的裘小龍破格考上了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生，卞之琳挑中他當自己的研究生，就是沖著兩人气質相似。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裘小龍就因翻譯T•S•艾略特和美國意象派詩人的詩作而出名，陰錯陽差地居留美國以后，又以英文偵探懸疑小說征服了西方讀者，成為第一位獲得世界推理小說大獎的華人。“嚴謹”的詩人裘小龍似乎慣于創造出人意表的惊喜。
裘小龍很有語言天賦，旅居美國十多年，依然講得一口地道的上海話，而他的英文小說与英文詩歌，即使老外也很難挑出毛病。
1996年，裘小龍用英文創作的詩歌參加全州的詩歌大賽，獲得“密蘇里州桂冠詩人”稱號。得知裘小龍身份的評委大跌眼鏡，他們本來以為，這個擊敗了所有用母語寫詩的競爭者的中國人，至少是第二代移民或第三代移民，沒想到那時的裘小龍，到美國剛剛几年而已。
裘小龍的推理系列之二《外灘花園》里回憶了探長陳超早年學英語的經歷：當時正值「文革」，在公園里練太極的陳超撿到一本英語課本，一連几天都無人認領，于是他不經意地打開了書本......
其實，在公園練太極拳的，正是裘小龍本人。
那年，他16歲，初中畢業，因為患有气管炎，避開了插隊農村的厄運。那年頭，像他這樣留在城里的半大孩子，有個專門名稱，叫“病休青年”又叫“待配青年”，但不管叫什么，其實都是些沒學可上，又沒處可去的小無業游民。閑得無聊的裘小龍常跟一幫朋友去公園學打太極拳，在公園里，他結識了一位同樣練太極的任老先生。
“英語書我沒撿過，但公園我去過，在公園開始學英語，也是真的。”任老先生是某學校的退休校長，常鼓勵小龍和他的朋友們堅持學習。裘小龍在他的指點下，開始自學英語。當時學「資本主義」的語言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也很難找到像樣的英文書籍，想方設法地借，躲躲藏藏地看，偷偷摸摸地念，連裘小龍的父母都起了疑心，不知道這孩子背著人在搞些什么名堂。
裘小龍一直很感激任老先生，為這事，老先生主動跑到他家當證人，向他父母保證，孩子只是自學英語，不是坏事。而裘小龍對英語的熱情，也一發不可收拾，從朋友那里借來的希爾頓的《鴛夢重溫》，夾著生詞，囫圇吞棗，一口气看了四五遍。
“現在回想起來，那只是二流的小說，當時卻如獲至寶。說句實話，跟樣板戲比起來，這些書還是好看多了。”多年以后，在美國的舊書市場，裘小龍無意中看到多年前反复捧讀的這部小說，百感交集，馬上買回一本，端放在書架上，以紀念那個曾經沒書可讀的年代。
《紅英之死》 從頭到尾只有一個嫌疑人
1988年，裘小龍去美國做訪問學者，原是探訪艾略特故居，為自己的學術著作收集材料，后來卻陰錯陽差地在美國長期定居了下來。
第一本關于陳超的小說《紅英之死》，裘小龍寫了兩年，這也是他的第一本長篇小說。
小說的結构布局，對長期創作詩歌的裘小龍來說，是個難關，而偵破推理小說的布局，是他青年時代就爛熟于心的，得心應手的。在卞之琳老師手下讀研究生的時候，為了消遣，他曾看過大量的偵破小說。
“除了早期比較經典的偵破小說，像柯南道爾、阿加莎•克里斯蒂之類，我特別喜歡瑞典一對夫妻所寫的推理小說，他們筆下的偵探并非全知全能的神人，有的時候，破案也相當偶然，但是在偵破的過程中，人物的命運和社會的問題被展現出來。”
裘小龍的設想是借偵破小說的外衣，來寫中國的現實社會。他很刻意地把陳探長塑造成一個愛詩詞、懂英語的形象，愛吃大閘蟹，知情識趣又不失風流，跟老外侃起艾略特來，還能把人唬得一愣一愣的。𩣪“我的主角應該是個知識分子，因為我需要他思考。對于社會的現實的問題，他不一定要有答案，但是他必須具備思索的能力。”
跟其他扑朔迷离的懸疑小說不同，《紅英之死》從頭到尾只有一個嫌疑人，而且在小說寫到一半的時候，凶手的身份已經基本确立。美國作家兼評論家G•米基•海登認為，傳統的偵探懸疑小說主要是“情節驅動”的，《紅英之死》則是“人物驅動”的，在凶手身份确立以后，“小說的懸疑轉了，轉到了陳探長會遭遇到什么情況這一點上。因為陳是這樣一個真實的人物，對他的關心盤桓在我腦海，我一通宵讀完480頁的書。如果這個故事僅僅是情節驅動的，我可能會跳過去偷看到底是怎樣的結局，這樣我就可以睡覺。但我未能這樣做。”㷍
如今，《紅英之死》完稿以后，沒有代理人的裘小龍直接把書稿寄給了几家出版社，他原本以為，可能需要耐心地等上三四個月，沒想到，兩周以后，SOHO出版社來了回音，同意出版，并与他簽下了再出兩本續集的合約。
如今，《紅英之死》在美國重版4次，廣受好評，并譯成十多种文字在英、法、德、日等多個國家出版，最近，上海文藝出版社又出版了該小說的中文版。
出版后的反響也是裘小龍始料不及的，小說先后入圍美國“愛倫•坡推理小說獎”、“白瑞推理小說獎說獎”，又在2001年獲得世界推理小說最高榮譽——第23屆世界推理小說大獎“安東尼小說獎”。
“我的本意并不是寫推理懸疑小說。但是在西方的偵探懸疑文學里，有一個細分的派別，就是側重寫社會問題的。還真具有諷刺意味，加州洛杉磯大學的社會學系把我的小說作為社會學的教材使用”。
“上海現在的生活，比美國都丰富多彩”
受到鼓舞的裘小龍把陳超的故事接著寫了下去，2002年和2004年，他先后寫了《外灘花園》和《石庫門驪歌》，故事同樣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上海，小說中不時出現的景色描寫，寄托著身在异國的裘小龍對故鄉的怀想。
對于英語世界的讀者來說，陳探長是一個全新的人物形象，西方人看陳探長，就好比中國人在上世紀80年代初看到“007”和福爾摩斯電影一般。《芝加哥論壇報》評論裘小龍讓西方讀者“可從美國人的角度看到更商業化、更現代的中國”。德國的出版商甚至按西方社會的印象，為他的小說起了代表中國的、含“紅”字的標題，《外灘花園》在德國出版時改名為《紅心舞者》；《石庫門驪歌》改名為《當紅是黑的時候》；裘小龍最新寫完的一本偵探小說，叫《紅鼠》。
曾有批評家批評他的書，還停留在住房靠單位分配、買東西憑票排隊的年代，會給西方讀者造成誤解。裘小龍說自己不贊成用落后的所謂“東方主義”來投西方西方讀者所好，但一個作家總是選擇自己記憶深處最熟悉、最親切的題材來寫，這很自然。
裘小龍每年都回國，每次的見聞都讓他“頭昏”讓他有种跟不上的感覺。這次陪女儿回國度春假，在商場里逛到眼花繚亂，女儿也操著不太利索的中文說，“我頭暈了！不過，這是好的意思的頭暈！”㷍
“變化太快了，上海現在的生活，比美國都丰富多彩。”裘小龍說，他在美國的寫作生涯，其實，是寂寞的。
作為一個有著深厚傳統文化積淀的作者，他的作品始終与中國有著深深的牽連，讓他頭疼的是，怎么把這些東西表達給文化環境截然不同的西方讀者。比如寫到“忠字舞”，怎么三言兩語地交代明白？讓他吃惊的是，不但西方讀者有隔閡，連他自己在中國的侄儿侄女，都不太能理解那個時代所特有的名詞及其含義了。
眼下，他正在寫一本很有意思的小說，跟偵探完全無關，而是上海一條弄堂里不同的敘述者在乘涼時說故事，故事里，包含了中國長達50年的世事變遷。裘小龍說：你以為故事已經結束了，其實還沒有，50年代的故事，到了60年代、70年代，可能就會有新的發展和解讀。
“中國50年的社會變遷，「文革」是跳不過去的一環。”?㷍
他更愿意用一种含蓄的方式表達。他在書里寫了這樣一個故事，弄堂里的孩子斗蟋蟀的時候總是很殘忍，為了激勵蟋蟀的斗志，他們給它喂辣椒、灌水，孩子們樂翻了天，而蟋蟀卻不知道自己被折騰著斗來斗去，所為何來。一天，小表哥把蟋蟀送給了表弟，自己參加武斗去了（升級到斗人了），這只蟋蟀在一場惡斗中被對手咬破了肚子，當場陣亡，与此同時，消息傳來，小表哥也在“武斗”中被活活打死了。
裘小龍說，寫這樣的故事，跟寫詩是一樣的，很多話，無須說，只要一种意象，讀者自會體會那份悲涼。他不知道為什么在國內，寫「文革」的書那么少，經歷過的人也選擇閉口不提，這一段歷史，快在青年人中被遺忘了。
在女儿眼里，這個老爸身上有著太多的中國傳統，一點都“酷”不起來。裘小龍的小說，14歲的女儿只讀了10頁不到，就丟開了，小姑娘嚷著，“我還是寧可去看《哈利•波特》！”(作者：蒯樂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