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5月17日《人物》雜志□ 文／劉莉芳
寫偵探小說完全是個誤會裘小龍的第一本偵探小說《紅英之死》即獲得世界偵探小說最高獎——第23屆“安東尼”獎。與傳統偵破推理小說不同的是，他的小說以改革開放後急劇變化的當代中國為背景，小說並不側重追究誰是凶手，而是側重破案過程，以及案件背後的社會文化背景。在書中，上海石庫門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活靈活現。《芝加哥論壇報》這樣評論他——裘小龍讓西方讀者進入了一個“可從美國人的角度看到的更商業化、更現代的中國”。《紅英之死》出版以後，很快就成為美國的暢銷書，入圍“愛倫坡推理小說大獎”、“白瑞推理小說獎”，目前已出版十餘種外文版本，平裝本在美國也已出到第5版，在美、德、法三國的總銷量超過15萬冊。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學的社會學系甚至將他的小說作為社會學的教材使用。華人用英文寫作尚且不易，況且是寫推理小說取得如此成績。但裘小龍稱自己寫偵探小說是個誤會。自上世紀80年代末由上海去美國後，裘小龍依然堅持詩歌夢想，除了用中文寫詩外，也用英文寫詩，甚至還獲得過美國“州桂冠詩人”的稱號。但詩歌在美國同樣遭到冷遇，為了維持生計，裘小龍甚至還翻譯過科技傳單。他說，很多名人去了國外很不適應，但是他覺得沒什麼，一切從頭開始罷了，他不介意從底層做起。
2000年，他花兩年寫就的《紅英之死》面世。這部以偵破市勞模關紅英被殺案為線索的偵探小說，在敘述過程中呈現出當時五光十色的中國社會百態：主人公陳超幸運地分到一套房子，周遭都是嫉妒。其實宿舍裏密麻麻無處下腳的擁擠，整層共用一個廁所，鄰里也並不和睦，人們在狹小的空間中爭奪心理上的優勢。此外，文中對跑整條弄堂去喊人的公用電話以及抄在紙片上的傳呼留言等上海市井生活的描述，亦非常傳神。
“我對陳超的定位是‘反英雄’，有點像著名間諜007，他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黨員，又是詩人，中國作協會員，在官場、職場、情場都游刃有餘。在破案過程中見到漂亮女人常常動情，而處理感情的方式比較西化……該分手時就分手，所謂‘瀟灑’。當然他絕對不是壞人，但也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英雄人物，而是紅與黑的混沌體( 裘著《石庫門驪歌》的英文版書名即為《當紅是黑的時候》)。”
在裘小龍本人和大多數人看來，這部小說最獨特的地方，並不是懸疑，而是對中國特殊文化背景下人物的刻畫。“當初我只是想寫一本關於中國社會現狀的小說。只不過主人公是偵探陳超，後來出版社和我說要用‘推理小說’概念來宣傳這本書時，開始我並不太情願，後來我覺得人家看你的書(很多美國讀者包括批評家都是這麼和我說)就是看中國。我想，如果達到這個目的，其他也就無所謂了。其實像我這種寫法，在西方也是有的，就是社會學的寫法，把社會問題作為描寫的一個重點和目的。”
裘小龍也坦言，“寫偵探小說可以把我在詩歌裏沒有辦法表達的所有思想表達出來。小說給我一個很好的框架，因?你以一具屍體開始，以結論作為結束。” 裘小龍的作品與眾多推理小說最大不同點是，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古典文學——“我比較喜歡艾略特的一個原因是他在浪漫的時候有一種反思，我的導師卞之琳先生也是這樣。我寫推理小說也努力往這個方向做。”
如果非要在裘小龍的人生中追溯推理小說的淵源，則有兩種動力，其一，裘小龍的導師卞之琳年輕時在英國用英文寫過一本小說，他知道了之後，也萌發了寫小說的念頭。其二大概是源自閱讀，“偵探小說其實我讀書的時候就在看了，也不是正兒八經地看，就是累了躺在床上看幾本，原版的、翻譯的都看。一開始我看的都是經典的，比如柯南道爾、阿加莎·克裏斯蒂之類。這種偵探小說都是主人公靠自己的推理能力解決所有的問題，就是正義肯定能戰勝邪惡，理性的東西肯定能穿透那些非理性的邪惡。實質上這是對法律或某種制度的信任，抱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理念。年紀大了，我就更偏向於看現代派的偵探小說。這種小說的主人公往往不是依靠他的能力來破案的，有時候是靠運氣，靠撞上的。”
裘小龍推崇一對瑞典夫妻寫的推理小說，“他們開始就是想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結果小說一經推出非常受歡迎，收不了筆了，就一本一本往下寫。他們筆下的偵探並非全知全能的神人，有時甚至蠻‘傻’的，案子查了半天也沒有頭緒。有的時候，即使案子破了也相當偶然。但是在案子偵破的過程中，人物的命運和社會的問題被展現出來。”
華人用英語寫作都會遇到讀者接受和市場認可的問題，裘小龍坦言，一直寫偵探小說，而自己真正喜歡的現代小說卻還沒有寫完，“所以，說到底也可以說是為了賺錢。偵探小說容易寫，出版社也在後面爭著要，不愁賣不掉。不管在哪個國家，也是要趕這個市場，書本身的價值已經讓位了。”
被卞之琳先生引入詩歌大門
裘小龍是踩著縫紉機，自學英語考上研究生的。1970年，他初中畢業，居委會分配他到一家小型制衣企業工作，於是，裘小龍整整踩了七年縫紉機。那七年，國家處於動亂年代，教育基本上停止了，但有心的裘小龍沒閑著，經常去外灘公園學英語。當時那裏有一批偷偷自學英語的年輕人，他們用英語交流，相互切磋鼓勁兒，裘小龍的英語就是在這種環境下練成的。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雖然他的數學考得很差，但英語非常好，因此曾經的小裁縫考上了華東師範大學英語系。和裘小龍同時代進入華師大的還有上海著名女作家陳丹燕等。但和同學們安分地讀完四年不同，裘小龍才念了半年，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去考中國社科院的研究生。在那個特殊年代，不用念完本科就能考研究生，裘小龍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如果能考上研究生更好，考不上，也不丟面子，大不了回來繼續讀本科。
沒想到一考居然考中了。上海人裘小龍跑到北京，成了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批研究生，也是班上9名學生中年紀最小的。剛進去，不同的老師分別給他們上課，後來根據每人的論文方向，再選擇導師。同學們的論文寫的都是比較傳統、古典的小說，只有裘小龍的論文寫的是外國當代小說，論文中提及的小說，連許多老師都沒看過。“後來他們和我說，‘你膽子挺大的，我們都沒看過這篇小說。’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卞之琳先生錄取了我，我也是他那時唯一的學生。”
當時社科院沒有自己的教室，借了北師大的教室，而卞先生已經七十高齡，走路不太方便，裘小龍就去卞先生的家裏上課，每周一次。“卞先生給我上課很隨便，就像聊天一樣，我們非常自由地討論。”
卞先生的家在東城區幹面胡同裏的東羅圈胡同，那裏曾住過許多大家，包括錢鍾書、焦菊隱、茅以昇先生等等。裘小龍經常幫先生搬蜂窩煤。他還記得先生有很多愛好，愛看報紙、愛看足球、愛聽昆曲、愛聽江南絲竹，愛喫江米飯，愛喫青豌豆……
“如果說一般人對詩人的理解是浪漫的、放蕩不羈的，那卞先生絕對是一個很嚴謹的學者，甚至不能說嚴謹而是拘謹了。他不太善於言談，不喜歡拋頭露面，寫東西的時候，提煉又提煉，推敲再推敲，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錘煉。這點他可能和艾略特是一個路子的，艾略特有一個觀點是，其實藝術創作是非個人化的，不應該把個人感情完全加諸於詩歌創作之中，詩歌不應該成為宣泄個人感情的副產品。”
裘小龍說，自己是在卞先生的影響下開始寫詩的。有一天閑聊，先生問他寫詩嗎，他說不寫。先生便說，不寫詩怎麼能評論詩歌？於是，裘小龍就試著寫詩。寫了幾篇給先生看，先生一看說不錯，就推薦給《詩刊》，很快就發表出來。
“人生真的蠻陰錯陽差的，如果卞老師沒有這樣說，我可能根本不會寫詩。就像徐志摩當初把卞之琳推入了寫詩的行列。”裘小龍的詩歌創作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阿拉永遠是上海人從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畢業後，裘小龍被分回上海社科院。這位在北京人眼裏完全不像上海人的上海人終於回到故鄉。1980年代末，他去了美國。一別數年，直到90年代中才有機會回來。
至今，裘小龍仍是一口流利的上海話，每次回來，他都喜歡住在外灘旁那幢老上海味很足的和平飯店。
“跟著陳探長的腳步看中國！”這是德國一家旅遊公司打出的廣告詞。
這位吸引德國遊客來中國的陳探長，正是美裔華人作家裘小龍偵破推理系列小說的主人公——酷愛詩歌的上海市公安局刑偵隊長陳超。而書中，陳超走過的每一處地方，幾乎都在上海有真實的原址對照，而那些原址也是裘小龍在上海的生活軌跡。
福州路上的市公安局是陳超工作的地方，現在雖已搬遷，但舊時，裘小龍總從門口來回走過。他有一位朋友在公安局工作，和陳超一樣，外語專業，但在公安局裏無所事事，只能翻譯一些沒人看的資料。很多人都猜，懂英語、會跳舞、喜歡艾略特和李商隱的陳超就是裘小龍的化身，但裘小龍否認，他說除了生活上的一些偏好，比如艾略特、大閘蟹以外，他和陳超並沒有相似之處。他在書寫陳超的職業經歷、工作環境時，較多地參考了那位朋友當年懷才不遇的處境。不同的是，陳超並非完全的浪漫主義者，他雖然偶爾會抱怨“受不了”，但在和現實撞擊時，他並不直接，所以，在裘小龍的心目中，陳超是個很實用的男人。
從福州路走出去，近金陵路一帶，就是裘小龍的出生地，那是一幢沒有獨立廚房和衛生設施的老房子，裘小龍在裏頭住了20年。每次他從國外回來，都要去看看老房。帶著大洋彼岸的塵土，踩在老房子吱呀呀的木樓梯上，他總有許多感慨。幸運的是，在拆遷加速的城市裏，他家的老房子還在，空關著，只有光線在空間裏穿梭、跳舞。裘小龍說不忍把房子出租，因為裏頭有許多他和家人的記憶，不願被外人打破。
裘小龍當年就讀的小學和中學現在已消失了。傍晚時分，他邀約的故友先後聚集到“南蠻子”餐廳。當年的同學少年，如今都已老矣，然一見面，流利的上海話，握手，打哈哈，仿佛仍在上海的那段古老的歲月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