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ue: 888 Date: 8/30/2007
體制內推新的NGO人
訪海歸獨立學者、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凡
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凡
李凡，1992年創辦世界與中國研究所，並任所長，主要關注基層民主、社區選舉等問題。著有《中國城市社區直接選舉制度改革》、《創新與發展──鄉鎮長選舉制度改革》、《中國基層民主發展報告：2000－2001》、《中國基層民主發展報告2002》。
在8月上旬召開的2003年深圳區級人大代表選舉案例學術研討會上，海歸獨立學者、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凡是發言的30位大陸學者中，惟一一個體制外人士。會議主持人、美國卡特中心中國選舉項目副主任劉亞偉在邀請他發言時，用了"大名鼎鼎"四個字。一個民間學者何以躋身中國主流學術領域？一個非政府組織（NGO）何以涉足大陸政治體制改革？帶著新聞人的好奇和海歸學人的視角，我采訪了李凡。
5000元買了一張“入場券”
同許多1949年前後出生的北京幹部子弟一樣，李凡於文革期間參軍，退伍後當了工人。1978年考取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後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1984年，李凡由社科院選送美國留學，在俄亥俄州立大學讀社會學和政治學。他是中國留學生中的活躍分子，1987年和臺灣留美學者共同發起海峽兩岸學者第一次面對面學術研討會，對蔣經國對大陸的開放政策起到積極作用。
1989年3月，李凡學成歸國，在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工作。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後，李凡選擇了"下海"，幾經輾轉，於1994年成立了世界與中國研究所。研究所的主旨是"從國際觀的視角來看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係"，研究內容有國際關係，更多的是國內政治問題。
研究所的第一個項目具有明確的目的性:在世人面前亮相，取得國內國際社會的承認。李凡出資5000元，在北京國際飯店舉辦了為時半天的"中美最惠國待遇研討會"。與會中美各方包括中國外交部、經貿部、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大學，美國駐華商會各大企業，聯合技術公司、AT&T等等。會後有人說:"李凡這家夥很聰明，用5000塊錢就在北京買了一張進入國際社會的ticket（入場券）。"
接下來，香港某研究機構出資，請李凡就"香港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影響"做個課題。李凡和他的研究人員將研究範圍擴大到臺灣，於1995年在香港出版《南風北漸--港臺對大陸改革開放的影響》。《南風北漸》在海外產生了一定影響，一些外國商會、公司陸續登門，帶來相關課題，研究所的業務打開了局面。
“中國公民社會處於萌芽狀態 ”
1996年，李凡等人就中國公民社會的狀態展開調研，兩年後由加拿大明鏡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靜悄悄的革命--中國當代市民社會研究》。這本書在海內外知識界影響頗大，被稱?“以非常奇特的視角來觀察中國的時政”。李凡由此成為“研究中國公民社會的權威”，成了北大、清華等著名學府相關學術會上的座上賓。
“我們從四個層面分析中國公民社會的狀態。”李凡同我講起《靜悄悄的革命》，“一是個人。改革開放20年，個人自由到底有多大？我們研究認為，個人在生產、生活、遷居、出國等方面的自由已經基本上都有了，出版物、媒體、報刊在大量增加，言論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惟在政治和宗教自由上仍受到限制。第二是基本社會單位，城市是單位制，農村以村為基礎。現在農村搞選舉，村民自治，比以前進步了。城市的單位制開始解體，新的私人的民間的，像我們這種NGO型的機構開始出現。這是一個重大變化，說明社會的基礎結構在發生變化。第三是社會階層。各種新的社會階層，如中產階層、知識分子階層開始形成，打破了原來的工人、農民、幹部三大階層的格局，老的社會階層也在變革。第四是NGO的發展。非政府組織、社團組織的發展是衡量公民社會的重要標准，現在中國的NGO發展勢頭很強，有的登記注冊，有的掛靠，有的成立一個籌備組就做起來了。”
“我們當時得出結論：中國公民社會已經開始形成，但是處於萌芽狀態，非常弱勢，國家還過於強大。目前公民社會還在發展，但在大的環節上仍然沒有跳出來。但是NGO的發展趨勢不可阻擋。NGO發展起來對社會沒有什麼危害，反而能夠遏制官場腐敗。”
“李老師，你到底是幹什麼的？”
李凡真正轟動海內外的舉動是由他“策劃導演”的步雲鄉長直選。
1998年的最後一天將四川遂寧市步雲鄉載入史冊--中國第一次鄉長直選在此舉行。國內外多家媒體做了報道，李凡的名字隨著中國第一位直選鄉長的產生蜚聲海外。1999年9月，美國《時代》周刊出了一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特刊，選出新中國史上50個最具影響的地方，步雲鄉榜上有名。去年，哈佛大學邀請李凡前去講演，主持人對聽眾開玩笑說：“李凡先生是步雲選舉的‘黑手"。今天我們把‘黑手"請來了。”今年7月，美國共和國際研究所組團到柬埔寨考察議會選舉，李凡應邀前往。觀察團有8個美國人，4個外國人，其中有一位蒙古國前總理、一位澳大利亞現任議員、一位印度尼西亞前國家選舉委員會主席，惟有李凡“名不見經傳”。
我問李凡，如何給自己定位？早前也有地方官員問他：“李老師，你到底是幹什麼的？”“我是三分之一學者，寫文章出書；三分之一商人，我的研究所要經營，要掙錢;三分之一社會活動家，親身參與基層民主建設。”李凡說。自1998年開始，李凡先後參與了鄉鎮、城市社區、基層人大選舉。他稱這種實踐和研究“中國民主發展的前沿探討”，通過這種探討“摸到真正的問題在哪裏，每一個突破的因素在哪裏。”比如深圳區人大代表選舉中的“吳海寧現象”，把“潛規則問題”，即所謂控制選舉的做法暴露了出來。“如果承認問題，改進人大代表選舉制度，就能從宏觀上推動民主的進一步發展。”
“我是政府的Show Window”
李凡估計，大陸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NGO，他們獨此一家。我問他，你這個“黑手”何以在政治改革領域操盤？“這也是美國人問我的問題。”李凡坦言，“他們說，好多在美國的中國人都問，李凡怎麼能在中國幹事，我們為什麼不能幹？問我能不能做個解釋，我說可以。第一，我是主張改革的，不是持不同政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別。第二，我到地方上，不是煽動老百姓起來造反，而是用我的知識、我的眼界說服地方政府接受我們的方案，去推進改革。第三，在中國做事要會掌握分寸，我從70年代末就介入經濟體制改革，經過20多年，這個分寸怎麼掌握我清楚得很。就像打乒乓球的擦邊球，我知道打到哪個位置不會出界，很多人不知道，一打就出界。第四，我們得到一些體制內人士，包括一些高層人士的支持。這四個特點，我對老美說，那些人具備嗎？他不具備，就別在中國玩兒。”
對於他和政府的關係，李凡認為：“我是政府的一個show window——展覽櫥窗。”這個櫥窗對外展示，“誰說中國沒有政治自由，李凡就是一個例子。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去哪就去哪，政府不干預他，也不給他找麻煩。海外有學者問我，你那些建議為什麼不直接往上遞？我說我只是以個人身份、NGO身份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同官方沒有來往。我的一些意見通過媒體也遞到上面，我同一些官員、學者關係都很好。步雲選舉，民政部的王振耀司長給了我很大幫助，但我們是私人關係，不代表我和民政部的關係。我和民政部底下的報紙雜志關係很好，他們不斷發表我的東西。”
“中國的改革是以小積多”
我問李凡，如何估價目前中國的政治開放度？以NGO身份涉足大陸政治領域，難度比他預期的要大還是小？他的回答很正面：“比我預期的難度要小。中國現在政治上的開放度已經比較高了，容忍度提高了很多。舉個例子，我們去年底到湖北潛江市看農村選舉，事先沒有跟任何部門打招呼。到了地方給當地政府打了個電話，市委宣傳部長、民政局長馬上趕來了，說李老師來看選舉我們歡迎。之前我在8月份去做過調查，一直說我要去，他們說你不要來，我堅持要去。他們知道我要去，肯定要請示省民政廳，估計也會請示民政部，民間選舉觀察團來了怎麼辦？他們完全可以不接待我們，但是接待了，一直陪著我們。我們在那裏又拍桌子又掀桌子，為選舉安排、選舉程序跟他們爭，最後吵了起來。我說既然你們不歡迎，我們就不看了，拍桌子就走，他們全都跑過來攔住。這是我們去年的一個重大突破，NGO組織的觀察團去看選舉，在中國是開天辟地的事。而且翻桌子，吵得一塌糊塗也沒什麼事兒。所以我覺得，現在政治上的開放度已經是比較大了。”
“你再看今年的變化，”李凡又說，“很多人說“七一”講話不談政治體制改革，感到失望。我說這種理解不對，現在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需要有人講話，只要中央最高層對地方的改革采取開放的態度、寬容的態度，地方做試驗你不鼓勵，但也不阻撓，派人來調查，但不處罰，這就夠了。現在體制內的人也想搞改革，這種情況下不需要說‘你去搞"，只要不處罰，改革就一步一步自己走了，越走越好。現在很多知識分子在等待一個政治改革的重大歷史時刻，這種時刻可能永遠等不來。中國的改革就是這麼一小步一小步地走，漸進式，以小積多。可能每走一步你都會覺得這叫什麼？這也叫改革，也叫民主嗎？但是累積到10年後你再回過頭來看，整個大變了，體制已經不一樣了。”“國家領導人還是由人大選比較好”
對於中國的民主發展，李凡充滿期待：“把基層選舉放開，讓人大代表、官員去?老百姓爭利益，選出來的肯定比現在的要好。我認?現在人大代表自由參選可以到區，官員直選可以到縣……柬埔寨最近的議會選舉搞得非常好。柬埔寨人比中國人可能還窮，文化水平還低，柬埔寨都做成這樣，我們為什麼做不到？”
“可是柬埔寨選舉在可操作性上比中國容易得多。” 我向他“挑戰”，“中國兩千多全國人大代表，大約22萬城市人口中有一個，88萬農村人口中有一個，柬埔寨的比例是多少？”他認同：“柬埔寨約600萬選民，123個議員，平均4萬多人中有一個。中國8億選民，直選國家領導人的成本太高，是很現實的問題，連美國人都承認，國家領導人可能還是由人大選比較好。”
對於海外有關“中國即將崩潰”的預測，李凡認為：“我覺得我們國家，執政黨對國家、政府對老百姓的控制機制有它的獨到之處，在觀念上，老百姓也不希望亂。有人在10年前就說中國必須加強中央集權，否則就會崩潰，變成南斯拉夫，我認為不可能。即使地方權力繼續加大，即使經濟情況一直不好，即使目前農村城市就業問題嚴重，也遠沒有到崩潰的程度。中國不會大亂。在這種情況下，漸進式改革可能會產生比較好的結果，在未來10年仍然要把政治改革的重點放在基層和地方，從基層和地方開始形成相互制約的體制，逐步慢慢往上走。”
采訪結束前，我問李凡，從體制內人到體制外人，對執政黨、新一代領導集體怎麼看？“共產黨必須要改革。” 他說，“對新一代領導集體，我跟所有中國人一樣寄予希望。”
原刊於《鳳凰周刊》第122期，2003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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