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周刊 邢舟
裘小龍以推理小說成名並改變中國男性在西方的形象﹐他認為文學是個體生命的悲喜劇﹐最新短篇小說集《紅塵歲月》寫出上海半個多世紀滄桑﹐被法國《世界報》連續六1刊載､電臺播出﹐廣受矚目。
上海弄堂「紅塵坊」有塊黑板報﹐講述著弄堂裡的故事﹐從一九四九年講到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五日起﹐法國《世界報》連續六個星期刊載上海弄堂的故事﹐而法國國家電臺又及時將其譯成中文﹐在廣播中與《世界報》幾乎同步播出。這是旅美華裔作家裘小龍最新的短篇小說集《紅塵歲月》。一位身處美國的華裔作家的英文作品﹐經過翻譯在法國廣受關注和重視﹐並延燒至德國等其他歐美國家。最近本書的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零八年四月﹐裘小龍在香港中文大學作駐校作家﹐這個計劃為小說集提供了滋生的沃土。白天﹐裘小龍用英文創作﹐夜間便傳到法國﹐翻譯為法文﹐最終整理成書稿﹐一天天的流水操作﹐催生了作品的提前完成。
裘小龍其實早在歐美因偵探小說《紅英之死》成名。《紅塵歲月》則是裘小龍的一次新嘗試。「很高興﹐這次可以證明我不是只能寫偵探小說了」﹐他笑著說。故事的主人公變成了先後在弄堂裡生活的尋常百姓﹐但思考沒變﹐那些故事﹐對于自小生活在弄堂中的他來說﹐熟悉似自家事﹐又陌生如隔世愁。
文學不同于歷史之處﹐在于前者更注重的是人﹐「是個體生命的悲劇或喜劇」﹐歷史書中無足輕重的一筆﹐也許就足以影響甚至決定一個人生命的全部。「我的父親當年被劃為資本家﹐很黑。文革時他眼睛不好要開刀﹐但是在醫院也得寫檢查﹐只好由我來寫。」那時候覺得自己就像是父親的拐杖﹐得扶著他﹐但也想要是真的拐杖就好了﹐那就沒有思想。裘小龍想起那些光景﹐覺得有些嘲諷。
「悲劇最悲慘的﹐不是一下子死掉了﹐而是日常生活中﹐慢慢的﹐一點點死去。」裘小龍說﹐《紅塵歲月》裡的故事﹐都是他所見所聞﹐一點沒誇大﹐沒有哭泣也沒有叫喊﹐苦難真實而又悲切。
「好人﹐壞人﹐人的價值是被後面的政治和社會背景變化決定﹐人的價值不斷在解構中﹐你辛辛苦苦奮斗了幾十年的東西可以一下子沒有了。」人生的陰差陽錯﹐和政治社會背景結合在一起﹐這是中國特殊的地方。
裘小龍原本不寫小說的﹐一九八八年離開中國前﹐他以翻譯艾略特和美國意象派詩人的作品聞名。如今﹐他的作品多以英文寫作﹐並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傳到世界各地。艾略特是裘小龍和他老師卞之琳共同的「偶像」。裘小龍說﹐身為詩人﹐卞之琳不是波希米亞的那種留著長鄸ⅱh﹐他既羞怯又嚴謹。在學問上﹐他深受艾略特「非個人化」影響﹐將人和詩分開來﹐把詩作為藝術品﹐不斷地加工､雕琢。「他都是在家中授課﹐沒有黑板也沒有教材﹐隨口就可以談他怎麼寫詩﹐說他怎麼騎著毛驢去延安。」裘小龍說起當年從師的生活﹐真有點古風「弟子」的感覺。
一九八八年裘小龍獲得福特獎學金前往美國做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這所由艾略特祖父參與創建的美國最好的私立學校之一﹐這個艾略特出身的地方﹐對裘小龍的誘惑可以想像。身為艾略特鐵杆「粉絲」的他略帶興奮和自豪地說U「我想也沒想﹐就定了要去這個學校。」初到美國﹐裘小龍就急切地向路人詢問艾略特的祖屋﹐「很傷心﹐他竟然問我艾略特是誰﹖」裘小龍又是搖頭又是苦笑﹕「人家一定在想﹐這個中國人不知道跑這裡干嗎來了﹖粉絲碰到非粉絲﹐真慘﹗」
「可我真沒想過要留下。」他接著說U「當時也有人建議我帶夫人一起過去﹐可是我想就一年﹐讓她等我回來吧。沒想到後來會發生那麼多事。」八九後﹐裘小龍被迫留在了美國﹐為了生計﹐只能轉去讀博士。用英文寫作﹐是既「心中沒底」又「無可奈何」。「那時候我也寫慣了﹐發表慣了。」裘小龍很坦白﹕「一下子就知道沒有辦法了﹐你可以繼續用中文寫﹐但是沒有人看﹐只能轉用英文。」這很難走﹐但也回不了頭。
裘小龍談自己的寫書之路﹐總掛在嘴邊的一個詞﹐是「好運」。身邊很多美國朋友用母語創作﹐也未必能出版﹔他送出的第一份書稿就被出版社＊ゥM並簽下了一系列三本的合約。簽約時太開心﹐簽完了才知道連寫三本不容易﹐「寫完三本我以為可以休息下了﹐結果第二家出版社找上門﹐唯一的條件是繼續寫這個系列」。沒想到﹐陳超的偵探故事就這樣竟也停不下來了﹐裘小龍也被冠上了偵探小說家的美名。
你可能想不到﹐在西方人眼裡﹐中國神探的角色已脫去了肥大的外套﹐步履輕盈﹔剃乾銴F 子﹐長相英俊﹔名校出身﹐說起英文不再頻頻出錯﹐也不用頻頻「子曰」﹐而是在興致好時還可以張口朗誦艾略特（T.S.Eliot）的詩U「我們所有旅程的終點﹐都是踏上我出發的地點﹐並且第一次真正認識這一地點。」把老外都唬得一愣一愣。
這是華裔作家裘小龍筆下的探長陳超﹐他的出場﹐距上一位陳姓探長謝幕已過了近七十年﹐當年陳查理（Charlie Chan）的形象經美國作家畢格斯（Earl Derr Biggers）的手﹐成了很長一段時期美國人心中「最熟悉的中國人」之一。但這個西方人刻畫的角色缺乏男子氣概﹐就像臺灣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孫隆基所說﹐是對東方人﹐尤其是東方男性行為的非性化（desexualized）表達﹐「就是要盡量做到感情上不動人﹐即emotionally impactless﹐這樣才可以表達你是東方人､中國人」。
西方長期以來對東方人（尤其是中國男性）的這種刻板印象﹐如今經裘小龍之手似乎慢慢轉變。寫作前就已熟悉東方主義理論的裘小龍﹐「寫作的時候刻意避開了這種形象」。「身在國外﹐總會對有些問題特別敏感。」裘小龍說U「我也不希望他們面對中國的理解﹐還停留在女的是小腳﹐男的是長辮子。」
出版裘小龍第一本偵探小說《紅英之死》的美國SOHO出版社﹐當時確實有過這樣的疑慮﹐有一部分西方人「下意識裡他是正統﹐你是異端﹐總是要矮化你才能顯示他的正統」。可小說推出後﹐好評如潮。無論是怎樣的角色﹐最能令鍾愛推理小說的讀者感到刺激和興奮的﹐必定是能發現一些超乎尋常的東西﹐來真正豐富閱讀體驗的創作。二零零一年﹐《紅英之死》為裘小龍贏得了安東尼小說獎﹐這個為紀念「文藝復興人」安東尼•鮑查設立的推理小說最高榮譽﹐由讀者票選年度最佳推理作品﹐裘小龍是首個問鼎該獎的華人。
《紅英之死》能夠得獎﹐是全球讀者對陳超這個新中國探長形象最好的認同。《芝加哥論壇報》認為裘小龍讓西方讀者「從美國人的角度看到了更商業､更現代的中國」。現在該系列已出六版﹐全球銷量達一百萬冊左右﹐結果看來﹐「他們也接受了﹐好像也沒人提出異議」﹐裘小龍笑著說﹐畢竟現在中國情況不同了﹐他們可能心裡不大樂意﹐但至少沒說出來。
當各類獎項接踵而來﹐越來越多的西方讀者開始接受､喜歡這位華裔作家和他筆下探長的形象﹐裘小龍依然說U「這其實蠻難的。」最常遇到的便是語法問題U「我書的編輯總告訴我﹐你的語法看上去太正確了﹐得改﹐故意的錯一點。」因為沒有美國人說話語法那麼正確的﹐裘小龍笑道。在陳探長系列第四本《紅旗袍》中﹐裘小龍碰到了另一個難題﹐書中涉及很多旗袍款式的名字﹐不知道怎麼形容﹐只能找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女兒當救兵。「雖然我的詞匯可能比很多美國人都多﹐但這時候就派不上用場。」語言是一堵無形的F﹐而母語的優勢﹐與生俱來。
訪談接近尾聲的時候﹐我問他﹐會不會覺得自己在海外﹐有種「沒根」的感覺﹖雖然海外作家成為一個群體已有近百年的歷史﹐但這個群體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期﹐都是少數的､孤獨的。裘小龍想了想說U「也許寫東西對我﹐也是保持根的一種方式。」這些年﹐裘小龍有空就會回國走走﹐國內變化太快﹐雖然沒有生活在其中﹐保持些距離觀察﹐似乎更客觀且真實。「但其實我挺想國內的朋友還是像以前那樣看我的﹐可是沒辦法﹐他們已經習慣把我標d成美國人﹐回不去了。」
「但您每每提到女兒﹐可是很自然地說她是典型的美國人﹖」我不禁好奇這父女倆的身份。「是哦﹐」裘小龍想了想﹕「她是美國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