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大楨
生活在一個多元文化衝擊下的美國﹐身為華裔﹐所做､所為､所行﹐一個不當心﹐就會引起一些生活上不必要漣漪。雖然我也勉強可算是半個孫中山先生極力提倡「世界大同」夢想的信徒﹐但是在美國其他的族裔不見得同意這樣的夢想﹐有時還會不經意地澆上一盆冷水。所以我個人認為﹐與其和其他文化相抗衡﹐倒不如讓他們多認識我們的文化﹐我們也應該多了解其他的文化。這大概就是我參與海外中文教學的原始動機吧。
雖然我熱愛文學﹐但時勢造就我走了科班工程的路﹐再轉了個小灣﹐改學了電腦科學。這條路一走就是三十多年﹐可是我從來沒有放棄過文學的小岔道。中國古典四大名著都看過至少一遍﹐武俠小說則涉獵各門各派﹐從還珠樓主､臥龍生､金庸､諸葛青雲到我高中同學古龍的作品都一一拜讀﹔而皇冠雜誌是伴我成長的現代文學﹐我從第一期就是它的忠實讀者。到美國就業以後﹐有了經濟基礎﹐就長年訂閱﹐一幌又是三十年了（不過我覺得它現在的內容和筆法都不如當初的二十多年﹐也許是我成熟了﹐人生經驗和看法和年輕時不一樣了）。其他像高水準的「中外雜誌」､名人傳記､以及各類正反面的評論文章﹐都在我閱讀日程中。
我夾在東西文化的交流中﹐上班時是西方高科技的演練﹐非工作時間則浸沉在東方書報雜誌小說中﹐心裡總覺得有點不踏實。後來到了面對捍衛女兒中文的時刻﹐就覺得是應該挺身而出﹐發揮我潛在的東方文化的時候了。一九七八年﹐我們聯絡些朋友們﹐把一群年歲和女兒相當的孩子們放在一起﹐請了華大東亞語文系的劉勤捷教授任教。這股熱誠抵不過現實﹐一年不到就因為孩子們的水準的大差異､家長們不同的學習要求､老師的抱怨而解散了。我現在回想起來﹐也許我們用「殺雞用牛刀」的錯誤戰術﹐劉教授是位高水準的老師﹐奈何學生們多半是美國出生的﹐沒有接觸中文的環境（家長們都是一九五零年代的留學生﹐學有專長但在家不說中文）﹐再加上我們沒有辦教育的經驗。這是我學到的第一個教訓﹐沒有辦教育的專業訓練和經驗。
次年﹐在基督教華人浸信會討論是否要成立一個中文班。當年的七人小組中由游天度牧師帶領﹐成員有沈辛六､張紹華､彭大強､胡寶林､陳禮忠和我。在很熱烈的討論中﹐把教會支持中文班的優劣點都一一分析。最初的投票中有五票贊成﹐一票棄權﹐一票反對。棄權的是陳禮忠﹐他並不反對中文教學﹐但認為教會應該只著重在傳教（我因此和他在會議中有些不同的看法﹐我認為教會應該溶入所在的社區活動中﹐參加並支持﹐才能推行傳教工作）。那反對的一票是區區在下。表面看來﹐這真是大大地違反我愛中國文化的熱忱。我主要反對的理由有二﹐一大一小。大理由是辦教育是一個長遠而持久的活動﹐不能一曝十寒﹐這樣會對不起來學習的學生和信託我們的家長們。如果開辦中文班﹐幾年後有人接班嗎﹖如何延續是個大挑戰。小的理由是我們的教會沒有足夠的人力資源來撐起這個重擔。
我的內人沈辛六認為這都不是辦中文班的障礙。第一﹐中文班開出後﹐會有很多家庭帶孩子們來參加。在家長中一定有各樣的人才﹐可以把這個海外中文教育的果實繼續澆灌﹐得以開花結果。第二﹐我們當時的教會中都是年輕有活力的才俊﹐在座的中文教育籌備小組中就能把這個任務達成。那時我和內人結婚已有十四年﹐當然很了解她的個性和做事方法。所以我就在最後投票中改為贊成票﹐這才通過了開中文班的議案。如果當初議案沒有通過﹐以後可能會有人再來開辦中文學校﹐不過﹐就可能不是慶祝三十週年了。
沈辛六擔任首任校長四年﹐再交棒下去。只可惜接下去並不如像想中那麼輕鬆和順利﹐正如我當初所料的﹐如何交棒和延續是個大學問。結果是由我出任校長﹐使得學校能繼續。沒想到﹐這一出山﹐就是二十多年。這其間我三進三出任校長﹐帶著這棵文化幼苗﹐在風雨飄搖中成長﹐總算沒有辜負當初創校所投入的心血。最後因為我自己身體和年齡的緣故﹐才逐漸退出我所愛的「文化園丁」生涯。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當年﹐一無辦教育的專業訓練﹐二無辦教育的實際經驗﹐三無可靠的經費來源﹐四無適當師資教材﹐憑的是一股理想､幹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就開辦中文學校﹐只能用「初生之犢」的精神來形容了。後來我們參加了在美國的中文學校協會﹐和其他各地的中文學校有了交流﹐才知道我們所面對的問題﹐也是他們所面臨的問題。
在校舍方面﹐只有極少數的中文學校能有自己的校舍﹐大多數都是面臨校舍租用的問題。我的契妹曾任北加州灣區的中文學校校長﹐她說學生有八百多﹐每年為租校舍和學生管理的問題很頭痛﹐不得不採用「兩班雙日」制﹐分上､下午班在每週六､日上課。我大哥也曾任加州核桃溪區的中文校長﹐也有著同樣的校舍和學生分班的問題。我在德州大學時期的同學在休士頓辦中文學校﹐他們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們﹐買下一所舊建築。每個週末大家帶了工具去整修粉刷﹐把它變為一棟老人公寓﹐每週六租給中文學校使用﹐平時有為老人們辦的活動。這是在美國中文學校裡﹐少數成功的例子。他們把學校使用的建築作為有穩定財源的收入﹐當然﹐這種方式只能在華人眾多的城市﹐諸如美東的紐約､波士頓､美西的舊金山､洛杉磯﹐美中的支加哥､休士頓､達拉斯等城﹐才能行得通。
在師資方面﹐在台灣的僑務委員會有中文教師培訓班﹐每年也送出三個民俗師資訓練小組到美東､美南､美中等地區為各中文學校培訓。可惜這只是杯水車薪之舉﹐治標而不治本。在美國各地的中文學校協會也定期舉行中文教師研習會﹐因為沒有一個有系統的連續性教法﹐成果也不顯著。因為我沒有接觸過由中國政府所辦的海外中文師資培訓的活動﹐我沒法去定論它的成效。一般來說﹐中文學校的老師來自兩方面﹐家長或專業教師。家長任老師的好處是了解學生們的學習環境﹐可以因材施教﹐缺點是沒有受過專業師資訓練。專業老師的好處是學有專長﹐授課有彈性﹐缺點是不了解學生學習中文的環境。最理想的是專業老師﹐也是家長。
在教材方面﹐一般的問題是﹐沒有適合在美國出生孩子們的教材。不論是來自台灣或中國的教材﹐雖然都是有校學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編撰﹐內容都是有點「閉門造車﹐不切實際」的感覺。我擔任中文學校校長時﹐曾推動自編教材計劃﹐請了多位有經驗的老師﹐參考了許多台灣､中國､加拿大､美國中文學校的教材﹐編了十冊教材使用。由於經費問題﹐只能印黑白教材。在使用一年後﹐再蒐集老師們的意見﹐修訂教材內容﹐印第二版。後來繼任校長認為自編教材沒有採色圖片﹐不能吸引學生﹐所以改用目前中文學校使用的中國廣州暨南大學編的中文教材。我個人認為它和其他各地編的中文教材沒有太突出的特色﹐內容有些脫離現實﹐但它的課題作業比較容易接受。最重要的是老師們如何去靈活運用教材的內容﹐配合學生的學習環境。我聽說有些中文學校規定每學期教一冊﹐學生學完六年就畢業了﹐也沒有去驗收學習成果。我認為學生到中文學校來不僅是學中文﹐還應該學一些和德､智､體､群有關的知識。所以不應該硬性規定教學進度﹐應該因材（或才）施教。
除了語文課本的教材外﹐民俗課程也是德智體群中的重要一環。可是在這方面的師資有如鳳毛麟角﹐也許假以時日﹐會有更多這類人才出現﹐為教育海外下一代的中華文化而獻身。
我現在退休在德州首府奧斯丁城﹐面對湖光山色﹐心曠神怡之際﹐總會想到在聖路易那群當年攜手共同栽植文化小樹的戰友們。三十年前﹐以教育的門外漢﹐披星戴月﹐開荊劈棘﹐打出一片小天地。現在他們又領著一批新進的文化園丁們﹐繼續為海外中文教育努力。我要向他們致敬﹐道謝。在聖路易中文學校慶祝三十週年之際﹐我遙祝它能在新一批文化園丁的呵護下﹐繼續不偏不斜地畢直成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