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LUH，從一年級生到四年級生，無論你撞上哪位問他Mr.Kuensting的情況，只要選過他的課， 他們的第一反應都會是：這是個瘋子！
當然這也是後來才發現的。初到SLUH，發現這個老師上課的時候喜歡沒事哼哼一些不成調的小曲，愛拿一兩個學生開同一個玩笑百開不厭，以及有時上課討論的內容不著邊際，例如能把半節課（將近二十分鐘）的時間慷慨地奉獻給大家討論在facebook上的趣事。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正如他自己的郵箱中寫的“Steven Kuensting, SLUH, Biology, AP Biology, Field Biology, Science Club”那樣平淡無奇。我只是把他當做我七門課七個老師中的其中之一，認認真真地聽課，做我的實驗，完成我的bioassign，沒事還用活動時間向他請教幾個問題。他在這些年也一直在帶中國學生，所以並沒有太留意我。只是叮囑了一句如果我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意去問他。偶然間，我留意到當我們私下交談時，他總是會將課堂上那種大大咧咧無厘頭搞怪的風格收斂起來，如同一個慈祥的老人。說實話，當時我對他的印象還是不錯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教育體制的不同，越來越多的問題顯露了出來。例如，由於一開始我不知道許多資料已經發佈在他的網站上，在做bioassign的時候完全像在看天書，還得不停地去維基百科等網站繞無數個大圈子才將答案找到。在這裏，我發現“課堂”這一概念被淡化了。學習的主體部分是在課後自己的探究與思考，而並不是像中國國內一樣老師上課一股腦灌給你，回家看不看是你自己的事。課堂，在這裏的定義是學生之間以及學生和老師之間互相交換和分享思想的地方。回家不看書？用Mr.Kuensting的話來說，Guess what you're screwed.（猜猜看會怎樣？你歇菜了！）我曾與他討論過這一方面的問題，Mr.Kuensting用我專享的那一貫的嚴肅口吻告訴我：“我是那個引領你們探索科學的人，不是命令你們去學習的人。”第一次，我對這個老人肅然起敬。
時間已過去一月有餘了，我仍然在一些問題上糾纏不清。比如，我常常不知道我們處在課程的什麼位置，甚至不知道我們在做些什麼（這主要還是歸功於Mr.Kuensting的海侃神聊）。終於有一天，我的忍耐力突破了極限。這還源於一件小事——
國外的生物教材與國內類似，每一章都會有幾個形式各異的實驗。每個同學配發有一本專用於實驗記錄與問題回答的實驗冊。我還有印象，很長時間之前一個一年級生曾悄悄告訴我：“實驗並不重要，做了就行，Mr.Kuensting有時連看都不看的。”我雖沒有太留意，這句話卻一直縈繞在心頭。於是我放松了對實驗冊的重視程度，一些問題也是大差不差，做了就行，也不管對錯。終於有一天我為此付出了代價。誰說Mr.Kuensting不批實驗冊？一次批改下來，我被查出有兩處漏寫，共少掉了5分。我三番五次地糾纏他要分，可他突然變出一副蠻橫無理的樣子，找出各種理由跟我說不。我賭氣了，他講話我也不理睬。可內心深處我知道，這樣解決不了問題，我早已經不是當年的我了。
生物課一下課，我一個人孤獨地坐在物理教室中思考著這一切。自己怎麼就沒檢查一遍呢？還是老師事先沒說清楚？考慮了一番覺得還是自己是錯的。可是他難道就完全正確嗎？我怎樣能夠一針見血地說服他？於是我將實驗冊用兩分鐘補好，心中斟酌了一番，再次來到了科學教師辦公室。
他一見我便明白了一半，再次重申他是不會第二次打分的。我沒有廢話，開門見山地和他說：“Mr.Kuensting，中國有一句俗語，叫做【無知者無罪】。我沒有復查是因為我原先不知道沒有補過的機會。每一個人都有權犯第一次錯——當他們對錯誤還一無所知的時候。”
一聽到“中國俗語”他笑了，咧嘴的笑。之後他又是一番解釋，闡明了自己的理由，並最後強調說沒有下一次了。終於，他讓步了。帶著滿足的笑，我輕盈地離開了辦公室。
哈！這老師其實也不是那麼固執的。關鍵還是看你如何去說服他。事在人為啊！Mr.Kuensting又給我上了一課。
我想我永遠忘不了這個老師。這個喜歡戴DNA模型領帶的老師；這個患有皮膚癌時常要去開刀上不了課的老師；這個全身是傷是病卻仍樂觀面對人生，以己行為向學生詮釋快樂的老師；這個帶我走進生物科學繽紛世界的老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