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欄目] 逍遙談
[題目]（76 )
[作者] 柞里子

	歷代探討封建與郡縣的文字﹐一向視秦為郡縣制的開創者。遲至近代始有人指出郡縣的設置﹐在戰國業已有之﹐視為秦所開創﹐並不正確云云。先秦業已有郡縣的事實﹐明顯地載諸先秦的文獻﹐並非近代出土文物的新發現﹐歷代學者不可能統統無視這些文獻的存在﹐也不可能出于某種偏見統統視而不見。然則﹐何以遲至近代始有人指出這一點﹖竊以為歷來之所以不曾有人指出﹐並非因無人知之﹐只不過是因為無人屑于指出之。而之所以無人屑于指出﹐乃是因為戰國的郡縣與封建並存﹐就性質而言不可與秦以郡縣取代封建相提並論﹔戰國的郡縣零星局限﹐就數量與範圍而言不可與秦以普天之下皆為郡縣同日而語。故郡縣雖于先秦業已有之﹐以郡縣取代封建､以郡縣為基礎而建立中央集權體制﹐實為秦所首創﹐無可辯駁。近代所謂學者､學家﹐大都沾沾自喜于搬弄從西方學來的所謂方法論﹐視前人所不屑取者為明珠瑋寶﹐搞些瑣碎無謂的考證。平心而論﹐諸如先秦業已有郡縣之類的考證﹐雖屬無謂﹐尚屬正經的史學研究﹐較之《柳如是別傳》一類的文字﹐則又堪稱高明多矣。柳如是充其量不過是個有行妓女﹐買柳為妾的錢謙益則充其量不過是個無行文人。考證歷史上的無行文人與有行妓女的私生活並非沒有價值﹐同小報､晚報上發掘時下文藝界明星私生活的文章一樣﹐其價值在收飯後茶餘消遣之效。可怪的是﹐並沒有人視在小報､晚報上津津樂道明星私生活者為學者﹐而《柳如是別傳》的作者卻不僅被視為史學家﹐而且被一些人吹捧為大史學家。竊以為名副其實的史學家只有三種人。其一﹐撰寫歷史者﹐如《左傳》的作者左丘明﹐《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其二﹐評論歷史者﹐如《讀通鑒論》和《宋論》的作者王夫之。其三﹐探討史學者﹐如《史通》的作者劉知幾。替古代典籍作文字註釋者﹐雖在令今人讀懂古代文獻方面功勞至偉﹐畢竟不是史學家而是文字學(傳統上稱之為小學)家。至于撰寫《柳如是別傳》一類的作者﹐如果文字引人入勝﹐則視作文學家可也﹐與史學實風馬牛不相及焉。如此這般說﹐並無意貶低文學的地位﹐只不過覺得有必要把文字既不入文學流﹐卻靠學術的旗號而混珠者剔出﹐還以魚目的本來面目而已。
	近代重大的政治變革﹐無論中外﹐皆先有理論後有實踐。故實踐發生之時﹐如水到渠成﹐不曾令人生措手不及之感。資產階級革命如此﹐無產階級革命亦復如此。秦以郡縣制取代封建制﹐其變革之劇烈､影響之深遠﹐皆空前無比﹐至今無匹﹐卻似憑空而來。先秦各流各派﹐無論是道､法､名､儒﹐還是楊､墨､陰陽､縱橫﹐皆不為之先聲。話說秦既滅六國﹐丞相王綰奏請秦始皇依夏､商､周三代之例分封諸侯。秦始皇下令群臣討論﹐除廷尉李斯外大都讚同。李斯把戰國爭戰二百五十年的原因歸之于封建割據﹐認為以郡縣取代封建便可永無戰爭發生。秦始皇同意李斯的看法﹐於是下令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由中央朝廷委派郡守､郡尉管理﹐收天下兵器于京城咸陽﹐鑄為鍾鼎和十二銅人。歷時數千年的封建制便如此輕易如煙之消､如雲之散。由李斯的建議與秦始皇的讚同﹐亦可見以郡縣取代封建不僅無政治理論為其基礎﹐其著眼點本身也並不在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在消滅戰爭。提起秦代的政治﹐罕有不與暴政､亂政發生聯想者。以郡縣取代封建﹐也往往被視為亂政之一。比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詩破題便曰﹕“嬴氏亂天紀”。“嬴氏”﹐指秦始皇嬴政﹔“天紀”﹐泛指上天的綱紀﹐實指封土建國的制度。所謂“亂天紀”者﹐就是說秦以郡縣取代封建﹐從而破壞了上天的綱紀。雖然事後證明戰爭的根源遠不止一種﹐故消滅封建並不能消滅戰爭﹐因著眼于消滅戰爭而廢封建､創郡縣之舉﹐實應授予和平獎以表彰之﹐但凡視之為亂政者﹐不能不說是無識庸才。
	郡縣制的推行﹐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八年之後發生“焚書”事件。事件的引發正由無識庸才企圖恢復封建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