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著名女作家王安憶訪問華盛頓大學 文雨 應華盛頓大學亞洲與近東語言文學系的邀請﹐來自上海的大陸著名女作家 王安憶于10月15日至18日到華大進行了短暫的學術交流訪問﹐並遊覽了聖路易市。 10月17日下午2時到3時﹐王安憶女士旁聽了亞洲與近東語言文學系梁霞老師講授的 文言文課。她對本學期華盛頓大學有14位學生選修文言文課表示驚奇﹐更對一些非華 裔美國學生中文表達水平之高感到驚訝。後半節課﹐已經拜讀過王女士作品的學生 與王女士進行了座談。 學生甲﹕我讀了你近年寫的短篇小說《小東西》﹐請問你為什麼要寫這個故事﹖ 王安憶﹕小說來自于一個真實的故事。幾年前﹐曾經有兩位上海記者 採訪了上海的孤兒院。孤兒院的兒童有一些是因殘疾而遭遺棄的﹔也有一些是被未 婚先孕的父母遺棄的。孤兒們的物質生活環境十分優越﹐但卻感到缺少父母和家人 的關愛﹐一位孤兒提出讓採訪的記者“抱抱”的要求﹐于是記者在報道孤兒院的文 章中向社會呼籲“抱抱孩子”。一時之間上海掀起了一個“抱抱孩子”的運動﹐從 市政府的領導到普通百姓紛紛把孤兒院的孩子請到家裡過周末﹐有的家庭更把這變 成了一個固定的活動。就在“抱抱孩子”的活動發展到高潮的時候﹐一天作者看到﹐ 一個弱智兒童坐在商廈的臺階上﹐商店裡的顧客立即聯想到這可能是一個遭到父母 遺棄的小孩﹐大家紛紛猜測孩子的身世與背景﹐並希望幫助孩子解脫困境﹐致使商 店的正常商業活動受到了嚴重影響。事情的結尾是﹐孩子的父母購物回來﹐接上在 商店樓梯口等候的孩子一起回家。這本是父母去買東西､讓孩子呆在樓梯口等候這 麼一件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事情﹐由于媒體當時炒作的內容與這一生活場景有某些 關聯﹐使得顧客產生了諸多的聯想﹐ 因而使一件原本非常正常的事產生了許多不必要的枝節。這個故事充分顯現了媒體 的力量﹕把生活戲劇化﹐而戲劇化的生活是背離人之常情的。媒體宣傳中各種漂亮 的畫面集中體現了媒體的虛偽性。 學生乙﹕你在小說《杭州》中提到了59年和69年﹐由于我父母都來自臺灣﹐所以我 對你描寫的這兩個年代的歷史背景不太了解﹐這兩個年代有什麼特別之處嗎﹖ 王安憶﹕59年69年都是十分動蕩的年代。59年正是反右運動剛剛結束 之時﹐我的曾參加過新四軍的父親﹐在反右運動中被定為右派。59年我第一次遊杭 州﹐記憶並不十分清晰。69年我和同學朋友同遊杭州﹐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開始的 第三年。 杭州在中國歷史上是南宋朝廷的偏安之地﹐自古有及時行樂的風氣﹐在大難臨頭之 時也不例外。而我69年去杭州時﹐杭州的親戚因擔心在政治上受到牽連而不願意接 待我這樣一個孩子。這就是我寫這篇小說的主要背景和感受。 學生丙﹕大陸的新一代年輕人了解你故事的背景嗎﹖你的讀者主要是哪個年齡層的﹖ 王安憶﹕每一個作家都擺脫不了自己時代的印記﹐我的作品最主要的讀者應該說是 我的同齡人吧。當然好的作品中也有永久不變的東西﹐比如俄國作家托爾斯泰的《戰 爭與和平》﹐講的是生與死的問題﹐這個主題就是一種永恆不變的。 老師﹕我很喜歡你寫的《好婆與李同志》。在小說中好婆曾是舊上海一個顯貴人家 的佣人﹐後為家庭婦女﹔李同志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南下干部﹐文工團裡漂亮的女演員。 好婆與李同志之間的沖突隱含著哪些深意﹖小說是否表現了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的 沖突﹖ 王安憶﹕“好婆”的原形是我家的一個鄰居。因為在大戶人家作過佣人而自認為見 多識廣。作為一個老上海人﹐她把“李同志”們看成是上海的入侵者﹐這種入侵帶來 了好婆心裡的不安與不平衡。作為南下干部的子女﹐我自己就常常到這位鄰居—— 好婆家去玩。好婆家的生活是那麼有質量﹐處處都體現ぴ上海大戶人家的精緻與講 究﹐所以回家後我常對自己家的生活習慣感到不滿。母親聽到我的批評後﹐曾極力 阻止我去好婆家玩﹐但是我還是想去。上海人的自信與自滿都通過小說中好婆與李 同志的交往體現了出來。後來李同志在政治運動中倒了霉﹐將要去下放改造﹐好婆 終于看到了“入侵者”的離去﹐心裡平衡了許多﹐又和李同志友好起來了。 三點鐘﹐課堂座談結束了。還未來得及提問的同學帶著些許遺憾離開了教室。 下午四點﹐在華盛頓大學Duncker Hall﹐王安憶與華盛頓大學師生以及聖路易社 區文學愛好者舉行座談。與會者包括華盛頓大學亞洲與近東語言文學系的教授､研 究生､中文專業的學生､本市寫作協會的成員以及文學愛好者﹐共計四十餘人。座 談會由華盛頓大學中國文學教授陳琪綾主持。陳教授對王安憶的文學創作作過專門 的研究﹐她結合自己的研究課題首先向王安憶提出問題﹐隨後與會者紛紛提問﹐場 面十分熱烈。王安憶思路敏捷﹐有問必答﹐談吐從容﹐座談氣氛極為融洽､活躍。 陳教授﹕你1983年曾經來過聖路易斯﹐現在第二次來到這裡﹐不知有何感想﹖ 王安憶﹕1983年來的時候這裡了解中國文學的人不多﹐參加座談的人關心中國是為 了看中國文化形態的變遷。當時我談到了自己剛發表的小說。那時新時期的文學剛剛 起步﹔而現在文學走到了商業化的地步﹐人們對文學的追求已經不再純粹。 陳教授﹕在你看來什麼叫寫實文學﹖ 王安憶﹕對我來講﹐探索藝術的表現手法是非常有趣的事。開始創作時我很反叛﹐ 醉心于為藝術而藝術﹐為創造而創造。我常常自問既然有了現實﹐為什麼還要文學﹖ 現在我的看法是文學應該是另一種現實﹐生活的平淡中就蘊涵著美﹐用真實的材料 去寫不真實的東西就是寫實。 聽眾﹕你和張愛玲都是上海的女作家﹐你們之間有什麼不同﹖ 王安憶﹕張愛玲是來自北京而在上海生活､寫作的女作家。張喜歡向現實妥協﹐對 自己妥協﹐一感到虛無就收住﹐會保護自己。 聽眾﹕余秋雨是另一位來自上海､近年來一直走紅的作家﹐你與他有何不同﹖ 王安憶﹕余秋雨的文風更鮮明﹐也更理性。 聽眾﹕你與女作家鐵凝有何共同之處﹖ 王安憶﹕我們的創作毫無共同之處﹐人物不同﹐關照也不同。鐵凝很靈巧﹔我自己 的東西很笨。 聽眾﹕請你談談你對你母親茹志娟文學創作的看法。 王安憶﹕母親的創作時代與我們今天不同。當時的限制很多﹐為了逃避政治﹐她沒 有寫什麼宏大的題材﹐只是注意追求藝術形態的唯美與精緻﹐走強調藝術的道路。 當時的作家王願堅寫的《七根火柴》和孫犁的《荷花澱》等都很美﹐都是同一歷史 條件下作家藝術追求的體現。 聽眾﹕你是怎樣選擇走文學創作的道路的﹖ 王安憶﹕對我來說沒有什麼選擇的過程﹐開始就喜歡創作﹐一寫就很順利。現在寫 作對我來講已經是一種生活方式了。 聽眾﹕你對目前中國大陸的文化有何評價﹖ 王安憶﹕現代化的另一層涵義就是大眾化﹐隨著文化的現代化﹐文化日益呈現出粗 糙的特點。 還有聽眾就王安憶某些小說創作的背景､時代以及當代其他中國作家的創作風格與 特點與王安憶進行了交流。 在課後和座談的間歇﹐本報記者採訪了王安憶。 記者﹕能否簡單介紹一下您的個人經歷與創作歷史﹖ 王安憶﹕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到安徽農村插隊兩年半﹐後考入江蘇的 一個文工團﹐拉手風琴﹐在文工團工作了六年。我是1976年開始寫散文的﹔1978年 調到“兒童時代社”當編輯﹔1980年發表第一篇小說《雨﹐沙沙沙》﹔1981年發表 《本次列車終點站》。到現在共發表了80篇短篇小說﹐30個中篇小說和8部長篇小說。 記者﹕在您寫的作品當中您最喜歡的是哪一篇﹖ 王安憶﹕應該說作品就像作者的孩子﹐自己每個都喜歡﹐雖然也常常感到以前創作 的作品中有某種欠缺或不足。相比較而言﹐我對《長恨歌》更偏愛一些。 記者﹕您在國內有沒有單位﹖除了寫作之外﹐您還作什麼工作﹖ 王安憶﹕我的單位是作家協會﹐作為專業作家﹐政府付我工資﹐我也有稿費收入﹐ 不需要作其他工作。 記者﹕您每天寫作多長時間﹖您更習慣用筆寫作還是用電腦寫作﹖ 王安憶﹕我一般每天用半天時間寫作﹐大約三､四個小時吧。還是習慣用筆寫作。 記者﹕最近網上有文章討論上海的衛慧､棉棉等所謂“美女作家”的創作﹐您對這 些年輕的美女作家有何評論﹖ 王安憶﹕我沒有看過他們的作品﹐但是我覺得這與商業炒作有關係﹐在一定程度上 是一種商業運作。 記者﹕您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功更多地來源于家庭的影響﹐個人的靈感還是讀書學習﹖ 王安憶﹕我覺得幾個方面都有。 王安憶的文學創作是與大陸新時期文學同時起步､共同發展的。她在傷痕文學､反 思文學､尋根文學等一系列當代重大的文學思潮中都留下了上乘之作﹐她的創作風格 還在不斷地變化﹐日益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祝願王安憶能不斷地寫出更多的傳世 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