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是細菌戰的殘酷: 有感於王選與崇山村民的對日索賠訴訟 作者：樊百華 評論家 現居大陸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近年來進展艱難，王選牽頭的崇山村民起訴日軍用細菌殘害村民一案就是一例。本文作者樊百華認為，這場運動面臨的阻礙恐怕不能排除政治壓力，尤其是公民自發團體活動受到的壓制，以及中日貿易經商方面的考慮。 美國已故歷史學家、細菌戰研究者謝爾頓-H-哈里斯說：王選是一名真正愛國的中國人，她全力為日本佔領中國期間的暴行受害者的正義事業而抗爭，是一位不同尋常的人。我對她的才智、人道主義精神、以及她為全體中國人民作出的獻身，表示極大的讚賞和尊敬。 2002年年底，多年來艱難撐持民間立場的《南方週末》又發起了“年度十大人物評選”，王選得票第一。對民族主義懷著高度警惕的我沒有覺察到其中的任何不正常，只是感到，相對於謝爾頓-H-哈里斯們的敬意來說，中國民間能夠給予王選女士的敬意出現得太晚太晚了。這當然不能抱怨《南方週末》的讀者們，因為在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傳媒世界，王選出現得太遲太遲了。 我算是比較關注時事的了，當我了解到王選女士八年來的風雨兼程，我只有慚愧與不安。 1995年8月3日，王選從日本電視上看到一則日本共同社采寫的消息：首屆[日軍]731部隊民間國際研討會在哈爾濱召開，有三個來自浙江義烏崇山的細菌戰受害人出席，他們得到日本民間和平組織“日軍細菌戰歷史事實揭露會”出資援助，調查並向日本法庭起訴，要求日本政府道歉並賠償。 崇山——王選的故鄉！ 王選的童年的記憶被激活了：“我知道叔叔死於日本人在義烏放的鼠疫。”“日本人放了鼠疫，燒了大半個村子。人還沒死就把他們的肢體內臟掏了去，從腫大的淋巴里獲得更強大的鼠疫細菌。”“我的姑姑和叔叔逃到鄰近村子的親戚家里。一個中年婦女得了鼠疫，被扔在祠堂里，13歲的叔叔和她感情很好，每天去看她。只有叔叔這麼小的孩子才不知道怕。 有一天叔叔號啕大哭著跑了回來，樣子像是受到了極大的驚嚇，一句話說不出來，只是不停地哭嚎。叔叔可能看到了最慘的一幕。據後來村里的人說，那個女人被日本人肢解了，胳膊已經不知去向。夜里叔叔就發了高燒。村里人明白髮生了什麼事，就趕叔叔姑姑走。親戚找了一塊門板，把叔叔抬到崇山村的野地里。正是寒冬，下著雪，叔叔身上燙得不敢摸，兩個十多歲的孩子呆在野地里，又冷又餓，沒有一個人去接近他們。姑姑說，叔叔死的時候凄厲地嘶叫了一夜，最後整個人都蜷縮成了一團，變成了黑的。”王選告訴記者說她家族里有8口人罹難，義烏崇山村有396個村民死於鼠疫。中國除了新疆、西藏、青海三省區外都受過日本細菌戰的多次掃蕩和攻擊。 留學日本的王選設法聯繫到了市民團體成員松井英介和森正孝：“我要參加你們的調查，我是義烏人，我有義務。”懂得日語、英語、崇山方言的王選意識到：“我是一根紅線，我可以方便地穿梭在中國、日本、美國之間，只有我能把這些老頭老太太串起來”。於是，王選在日本讀書、工作的平靜日子結束了。 2002年8月27日的一審結果是：駁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與賠償的要求，但破天荒地確認了日軍細菌戰的罪惡史實。王選說：“我們的目的是要日本政府對細菌戰承擔戰爭責任。但是，日本政府到目前為止在掩蓋細菌戰歷史事實的同時，從來沒有承認過細菌戰。所以，日本法庭對於細菌戰事實的認定非常重要。”她堅信，未來的二審、終審一定會獲得全勝。但是，歲月與病魔無情，10%的29名原告團成員已經撒手人寰，還有一批70多歲的人會在近年相繼死去。有的人不想再告了。 因為8年調查取證、訴訟開始後的5年間27次開庭，當事人們已經耗費了大量的錢財，身心俱疲，而賠償遙遙無期。8年來日本民間包括法律援助在內的各種支持是巨大的，常常啃燒餅、宿車站的王選也已經奉獻出100萬元之巨的“自費”。是的，“自費”二字在中國是有特別含義的，因為“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官僚每年公款吃喝就高達上千萬，每年公款旅遊也要花去上千萬，每年公款嫖娼還得上千萬…… 但是，這個主要靠“愛國主義”增強“凝聚力”的中國政府，沒有給予原告們任何支助。 王選說，我們需要社會的支持，我們需要法律工作者、流行病工作者、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方方面面的支持，我們還需要錢。我注意到王選從來沒有說希望得到來自中國政府的支持。只有一次涉及到原告們的政府：王選希望人們的思想和認識能夠統一於“為了和平、留住記憶”，她要給中國、日本、美國政府各寫一份建議書，希望各方共同努力促成日本政府建立一個和平基金來處理戰爭和戰後遺留問題。她希望這個基金能夠建立一個制度，尋找並給予細菌戰受害者、慰安婦、殘疾的勞工一份醫療補助和生活補助，使他們的晚年免於貧病的困擾；她希望借助這個基金能夠進行受害者調查，記錄口述歷史，建立資料，公開歷史檔案，資助研究，重新修補出這段歷史；她還希望借助這個基金能夠重新認識戰爭和教育後人，能夠形成一個和平的事業。她說，如果這個基金能夠成立，她願意終身為之工作和服務。 實際上，人們當然有理由說：至少調查、搶救細菌戰受難者的歷史事實，首先應該是中國政府的責任；沒有一份完整的受難者名錄，至少是中國政府的失職…… 可是，人們看到了怎樣的遺憾呢？ “愛國”之難 作為中國一個民間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王選在她的那個位置上已經竭盡全力了，還有些問題是她的個人能力所根本不能解決的。不過，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則完全是有能力解決的。不僅中國人希望這樣，很多日本人也希望這樣。王選曾說，“她的最深刻體會是，中國人的事情要中國人自己來做，不能靠別人，也不能有幻想。”2002年9月3日的“中日論壇”網站曾主持王選和原告代表徐萬智與網民們對話。當網民“完整碎片”問及“到底中國政府有沒有對你們支持？”王選平靜地回答說：“我們和中國政府沒有什麼接觸，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我們是一群中國老百姓，儘量在做自己的事情，不想增加國家的負擔。”“一個民族只有自己能夠拯救自己。”我聽出了辛酸話兒的別有辛酸！王選的表述是縝密的：“我們的訴訟因為是在日本法庭進行的，由日本的律師和和平人士支持，所以也是日本和平運動的一部分。”——為什麼不是“中國和平運動的一部分”呢？ 管你什麼運動，只要是運動就必須首先經過權力的許可並在權力的嚴密掌控之下，否則嚴懲不貸，甚至不惜動用幾十萬軍隊來對付被稱作“反革命暴徒”的孩子們！於是，世人看到了中國沒有真正獨立的民間運動的嚴酷事實！王力雄先生作為“自然之友”的發起者與秘書長，因為發起對阿昂扎西案的簽名被剝奪了參與環境保護的權利；萬延海先生作為關注中國艾滋病人的民間活動家，卻因為《8月1日，我宣佈違法！》中了將內部文件《河南省衛生廳〈關於全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彙報〉》泄密的奸計……這是講人道、說人話的地方嗎？ 記得幾年前看到尊敬的老作家馮英子的文章。老作家對當年的侵華日軍有辱妻、殺妻之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老作家曾試圖向日本政府討個說法，卻歷經艱險與波折，何故？權力者既然用“前世不忘後事之師”八個字握手言歡了，你去討個說法不是跟政府作對、破壞中日關係麼？我還記得福建省有一個叫做林信紓的醫生，他的故事就更慘了！王選是幸運的，放在若干年前，她是要坐大牢的，當然不是在日本。……（流淚） 被出賣的尊嚴 作者張田勘在《王選為何以最高票當選》一文中說得何其沉痛！“今天，如果沒有王選領頭的民間對日索賠、清算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伸張正義，世界和我們的後代就不知道中國人曾受過的災難和恥辱，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的後代還會遭受他們的祖先所受過的殘暴迫害，血腥屠戮，並骯髒而痛苦地死去，甚至很多人連死都沒有留下一個名字。”“為什麼我們會淡忘日本人的罪行，……由於蔣介石放棄了對日的政府索賠，中國政府後來不得不沿用這一做法。……不過，也許我們還有另外一些更重要的健忘的原因。”（中國經濟時報，2003/01/03） 顯然，作者這裡將“後來的中國政府”含混地寫成了“中國政府後來”。這樣寫，顯然是出於對鉗制言論、以言治罪的恐懼。 《金大中自傳》提供了一種比照：1964年韓日開始戰後邦交正常化會談，在野黨、國民情緒激烈，多指會談為賣國。民主黨領袖樸順天與金大中則認為不能“一味地糾纏過去的歷史”，也不能為實現正常化而損害甚至犧牲韓國的利益。 他們堅決反對韓國政府只向日本政府提出3億美元的戰爭索賠。李承晚政府提出的索賠數額是20億美元；張勉政府為邦交正常化提出的先決條件是28•5億美元。金大中主張應該要求日本政府真誠地向韓國道歉，改進目前的貿易不平衡狀況所造成的巨大逆差。金大中的意思是索賠數額不能太少，更重要的是建立各方面平等的交往，而這必須以日本政府的真誠道歉為前提。 眾所周知，韓國對日索賠運動堪稱朝野互動，聲威赫赫。也經常有民眾的自由集會，抗議美國政策，而中國呢，因為長期控制甚至剝奪了民間自由，才使得王選們遲來的索賠顯得如此悲壯。 最新一期的《南方週末》（3月6日的朱鎔基特輯）還提到：2000年10月16日朱鎔基訪日時，不無悲涼感地回答一名日本人說：日本直到現在也沒有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國人民道過歉。朱鎔基提醒日本方面要認真思考。 我則感到中國政府是不是也要在另外的意義上嚴肅思考呢？如果說過去是屈從於蘇聯、美國採取了荒唐的“既往不咎”，以致造成民眾真正愛國主義的一再被動與壓抑，那麼，現在王選們民間維權的悲壯，與中國政府漠視人權的作為有沒有關係呢？ 記憶早已流失 日本與西方的主流媒體，舉凡英國 BBC、美國《紐約時報》、路透社、美聯社等等，都報道過中國人狀告日本政府的細菌戰官司。對2002年的初審，《紐約時報》、路透社、美聯社都以醒目的標題及時地進行了報道。BBC曾播放一部時間很長的專題片，就是關於王選與細菌戰官司的故事。在這部英文紀錄片里，日本右翼那種對其野蠻侵略歷史蠻橫狡辯的鏡頭會讓無數的中國人義憤填膺，就連那個給BBC公司幹活的加拿大人也很是“氣憤”。也許共產黨知道中國老百姓已經受刺激太多了，才體貼地不讓子民們再隨王選一起流淚？ 據說，日本政府不僅精確地統計美國的原子彈傷害了多少日本人，而且把每一個死難者的名字都刻在了紀念碑上。相比之下，以組織嚴密著稱、對付起持不同政見者來堪稱嚴絲合縫、滴水不漏的共產黨，其表現卻完全相反。 我從電視上看到一個為避免抗日戰友的墓碑遭破壞的老人，幾年如一日地守在墓碑旁，真讓人心酸！2002年2月的《讀書》雜誌上有邊玲玲女士的一篇文章，中有她父母的遺產《東北抗日烈士傳》（非出版物）編輯者王亞在序中說到一段話：“本東北抗日烈士傳，只限於東北死難英雄……至於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日所犧牲的，以及全國各地為抗日而死的”，“編者也準備另編專冊。希望國內外同胞們，惠賜諸烈士之傳記資料”。“編者尤其感到痛心的，是四年以來參加抗日的下級軍官和士兵，以及深山絕地和日賊遊擊的義軍犧牲者的名姓，都無法考查。” 正義高於生意 堅強的王選也因為艱難流過淚，淚水是情感的化身。中國的權力當然不相信情感，那就回到理性，回到近來圍繞馬立誠先生的爭論上來。我覺得支持王選與理解馬立誠先生當然可以並行不悖。但是，我希望馬立誠先生的理性不被“權力的經濟理性”利用 —— 這當然是馬立誠先生無法保證的。據馬立誠先生發表在2002年第6期《戰略與管理》上的那篇頗有爭議的文章介紹： “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連續向中國提供26679億9百萬日元低息貸款,幫助中國建設了北京地鐵二期、首都機場擴建、北京污水處理廠、武漢天河機場、五強溪水利發電、重慶長江第二大橋、秦皇島碼頭、稀陽至廣州鐵路擴建、朔黃鐵路、南昆鐵路等150個基礎設施項目,貸款年利率僅為0.79%-3.5%,償還期為30年或40年。這也表達了日本方面的誠意。長期以來,我們對此介紹不夠,現在應有正確的評價。” 這裡不想介入相關爭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在的日本政治文明高於中國政治文明。王選自己和所有公開支持王選的日本左翼力量，並沒有受到來自於日本權力的迫害，中國的政治需要學習日本的政治；還有一點也是可以肯定的，與再文明的國家打交道，都應當首先堅持人權、人道原則，而不應當先與投資商眉來眼去，那樣，往往既污染了別人也暴露了自己的“小農政治面目”（馬立誠先生語），並且必定要糟踏到自己的老百姓。就拿日本投資商來說吧，是有1000家大企業中的400余家來中國投資了，這是好事。可是，王選說到：日本的右翼勢力比左翼勢力得到了更多來自企業的支助。當然，即使來華企業中大多是右翼勢力的經濟後盾，中國也還得與人家做生意，馬立誠批評的“高興興”們的“民族主義”，自然更不可靠，但是將做生意當作政治交易對待，也是可恥可鄙的。 寫到這裡，我又想起了2000年南京大屠殺63週年祭日前後，發生在南京的大屠殺紀念碑被毀事件。一家酒店在擴建中人為毀損了原南京大覺寺舊址的大屠殺紀念碑。連日來，南京市文物局、南京傳媒接到很多群眾打來的舉報電話，有關部門的反應顯得十分傲慢與荒誕。祭日前一天，部分省市區領導驅車來到該大酒店隆重祝賀酒店開業。祭日當天，也即酒店開業的次日，南京成千上萬的市民自發涌向大覺寺舊址，紛紛責問酒店，有憤怒的市民將酒店門窗玻璃砸壞，然後是連綿數日的靜坐與遊行抗議。最後在中央的干預下，酒店才答應修復紀念碑。南京市民為何作出如此強烈的反應呢？當時傳說酒店是中日合資的，後來又傳說不是，無論怎樣，因為酒店擴建就毀了大屠殺紀念碑，不是醉了也是瘋了。有北京作者後來寫了一篇將南京市民的抗爭指為狹隘民族主義的文章，是不了解生意壓倒正義的實情所至。 深圳有店家打出“日本人禁絕入內”，乃至寧波的國恥街當年也出現類似的招牌，當然是非理性的。演藝明星趙薇將日本太陽旗當作服裝穿在身上出現在敏感的場合。文藝界的犬儒化，以致世界知名導演張藝謀可以打著商業片的名義，肉麻鼓吹專制始祖秦始皇，這是不是只要生意不要正義的表現呢？ 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故意拖延政治改革的中共，該對生意普遍壓倒正義的現實負何等責任呢？ 2003年3月7日 (本文轉載自《人與人權》)